《调查处理条例》第26条第3款规定，事故调查中发现涉嫌犯罪的，事故调查组应当及时将有关材料或者其复印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从合宪性审查的普遍经验、审判机关的宪法实施义务、合宪性解释的制度瓶颈和备案审查的挤压效应等方面来看，建立具体合宪性审查，都是必要的。英国1998人权法（Human Rights Act 1998）引入了一道特别的程序，用于在议会立法程序中考虑法律草案是否与人权法存在冲突，即一致性声明（statement of compatibility）程序。

在2005年的一篇论文中，马岭教授选取了司法审查模式与宪法法院审查模式各自的代表，即美国和德国，就审查程序或方式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郑磊教授指出，在这种多系统结构中，合宪性审查是唯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行使之职权，如何发挥合宪性审查……的核心枢纽作用，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备案审查制度中的主导地位……的核心问题，也是……能否基于备案审查为展开事后的合宪性审查‘踢好临门一脚而应做好的制度储备。首先，作为原则问题，法院在当前体制内能否在个案中形成违宪判断？能否向有权机关转呈违宪争议，并请求作出权威的合宪性判断？笔者此处所谓违宪判断，是指法官或合议庭在适用意义上的规范冲突之中，基于思维或推理过程而形成的一种待定的主观认知（a tentative subjective conclusion），即作为审判者认为有系争规范抵触宪法。但不要忘了，联邦最高法院始终留有后手，若州法院僭越宪法界限，其判决仍会被推翻。要评估具体审查制度之可行性，实际上是指，具体审查制度的那些核心要素或程序构造，与我国当前宪制所确立的规范界限之间，是否彼此相容。

还是以意大利为例来说，当普通法院系统针对特定法律已经形成统一稳定解释时，宪法法院就会慎重考虑是否行使审查权——若此种稳定解释已实质满足宪法之要求，修复、消除了法律文本上的违宪瑕疵在实际适用中的负面效果，那么，与其强力斩除法律，不如认可法律之合宪解释。德国合宪性审查现状不是孤例。[15]这方面可参见叶海波：《最高人民法院启动违宪审查的宪法空间》，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133页。

从这个视角观察，具体审查无疑是帮助履行这一义务的必要制度形式。所以，本文有必要对制度空间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意大利宪法法院几乎与德国宪法法院在同一时期建立（1956年正式开始运作）。[82]胡锦光：《论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主体资格的理念》，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33页。

2000年确立被动审查，2015年修法加入工作反馈、信息公开等程序要素，提升了规范审查工作的可见度、回应性，但还是没有完全跳脱立法者自行纠, 错为主的监督模式——准确来说，程序末端的处分类型和处分程序就是自行纠错模式的证明。至于制定机关废除被挑战的规范，在效果上，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最终决定撤销相关规范，是基本一致的。

[32]《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法〔2016〕221号。最典型的是童之伟教授2008年发表的长文《宪法适用应依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其中提出了对我国宪法适用路径或宪法适用体制的看法。[47]参见范进学：《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之问题辨析》，载《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8期，第68页。一言以蔽之，具体审查的必要性在根本上是源于违宪争议具体呈现的必然性，这是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然也不会被实定法上的命令所湮没或逆转。

[16] 本文认为，关于我国合宪性审查框架中的具体审查要素，当前已经形成如下理论共识：（1）严格意义的审查权，是指能够对违宪的法规范之效力作一般处分的权力，这一制度化的权力（institutionalized power）为全国人大常委会[17]所享有，审判机关不享有这项权力。很遗憾，这种另行限制没有交代任何合理的理由，令人高度存疑。宪法监督的核心机关或主导机关，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意味着，一般性、对世性的违宪判断权，必须由其掌握，并且其判断是终局的、权威的——除非在极其例外的情况下被全国人大所推翻——这一点，也仅仅是这一点，才是当前宪法监督的本质规范，是合宪性审查概念之下各种具体程序机制需要予以遵循的。[62]林彦：《通过立法发展宪法：兼论宪法发展程序间的制度竞争》，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2期，第37页。

脱离了合宪性审查的制度基础，合宪性解释的实践必要性会大幅降低，作为一种变形制度，其发展空间也将极为逼仄，就如同离开了空间站的宇航员，只能依赖宇航服等随身设备来提供的氧气环境，然而其工作范围与时间是严格受限的。[54]林彦教授认为，之前广受关注的孙志刚案、任建宇案，都是因为个案最终经由建议而废止了有关行政法规，体现出抽象审查出现了向准附带审查转变的迹象。

进入专题： 合宪性审查 。[71] 第二种泛指立法过程中的一个步骤，是由立法机关自身（或其内部委员会、工作机构）来审核、评估法律草案是否符合一些形式上或实质上的标准。

这一地位表明，法院不能回避作出审判，因为审判不止是法院的权力，也是职责。[11]之后不久，朱福惠教授也表达了类似的主张。但是，如果制度建构的过程就包含了结构性失衡，那就真的可能导致这种局面：备案审查越完备、越发达，合宪性审查反而越边缘、越寂寞。尽管胡教授认为《立法法》对我国宪法所确立和规定的违宪审查制度，有一定的完善和发展作用，但仅以彼时的审查程序而论，实际上存在空白。在实践的角度，情况更为微妙。当我们进一步聚焦具体审查时——它必须是合宪性审查总体制度架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必须思考一下，它在这个特定的制度架构中的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总体上看，《立法法》第99条至第101条所展现的仍然是一种立法系统内监督程序的制度设计思路。其二，备案审查制度是事后合宪性审查之具体实践的制度基础。

合宪性解释作为一种司法方法，在某些情形下、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化解争议。需要指出的是，具体进行实质审查并形成审查意见的机构，似乎不止是专门委员会，而同时包括了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这一点从《立法法》第100条关于处分权和处分程序的规定可以看出来。

王旭：《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须重视制度存量》，载《学习时报》2015年8月20日第004版。柳建龙教授曾一针见血地评论说，尽管种种原因导致我们对于抽象审查表现出了浓厚兴趣，认为其契合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中心的宪法监督制度，但人们或许高估了抽象规范审查的作用，较之具体规范审查，它对立宪主义和基本权利保障的贡献均较有限。

[30]Tania Groppi, The Italian Constitutional Court: Towards a Multilevel System of Constitutional Review?3 J. Comp. L.100, 101(2008). [31]柳建龙：《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抽象规范审查程序》，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5期，第120页。在此需要考虑几个技术层面的问题：（1）审查过程仅为书面审，还是可引入某种对, 抗制的庭审（听证）程序？（2）现有处分类型中的基于审查意见而修改、废止系争规范，对于原审程序产生何种效果（如系争规范的基准时）？（3）审查机关是否可以免于与系争规范制定机关的沟通程序，而径直依据审查意见作出规范效力（合宪性）的判断及处分（确认违宪并撤销，或确认合宪）？ 如上所述，笔者倾向于由最高人民法院运用审查要求权来统一提交合宪性疑虑。例如在意大利，宪法法院通过判例法，确立了普通法院提请具体审查的标准，其中包括确认合宪解释已不可能——只要仍有保全系争法律的机会，都不得向宪法法院作出提请。在将来，模式的出现是有机会的，但其最基本的组成要件在当前仍处于探索与建构之中。

[36]因此，需要细致拷问的是，法院面对系争法规范与宪法规范的冲突时，可以怎样处理，才可算是恰当履行了宪法实施义务。朱福惠、刘木林：《论我国人民法院的宪法解释和违宪审查提请权——以立法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为视角》，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3期，第16页。

[80]参见林彦：《法规审查制度运行的双重悖论》，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4期，第937页。相关国家机关并不是缺乏发现规范冲突的能力，而是由于现有的制度环境使其无法将所发现的问题转化为审查建议。

进一步来说，这是一个关于契合度的两相比较：一边，是具体审查的最低限度的制度要素，即缺一不可的那些要素，非如是则不足以称之为具体审查。在更新近的表述中，郑教授则提出，备案审查是规范性文件事后合宪性审查活动展开的主要平台，两者在审查程序结构上具有同构性，因此……（备案审查的）三元程序机制，也正是合宪性审查程序的三大板块。

法规范体系的和谐统一首先是一种理论上的假定，然而，规范冲突在审判实践中无处不在。[55]在内容上，相信会在整合2005年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和创新。宪法监督的中国模式，是在强调中国的宪法监督的规范依据、制度架构或实践特色与域外主流之差异的语境下偶然出现的应激概念。所以，把美国的违宪审查模式标签为具体审查，其实是不严谨的。

[10]参见谢宇：《宪法司法化理论与制度生命力的重塑》，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7期，第67页。[46]郑磊：《备案审查程序三大板块初探》，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1期，第41页。

在两份著名的工作规定[65]中，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法院将宪法条文排除在裁判文书（尤其是民事案件裁判文书）所载明之裁判依据之外，但可以援用宪法的原则与精神作为说理部分的支撑资料。[2]林来梵教授的研究团队曾指出，具体审查的审查对象也可能是并非抽象规范的具体行政行为以及行政事实行为，也涉及司法判决。

本文所指的具体审查，或称具体的合宪性审查，是指针对法规范在具体司法适用中呈现出的疑似违宪效果，由有权机关对该规范作出合宪与否之判断及相应处分的程序，且原审案件依赖于合宪性判断以完成判决。[21]而具体规范审查方面，宪法法院在这同一时间段收到过3656宗申请，作出了1342宗裁判。